胡愈之的译文《劳农俄罗斯之改造状况》介绍的是列宁谈话内容, 其中提到劳农俄国宪法刊印至三百六十万册之多, 分送各处, 以资流传。

[61]另一方面，所谓决策的科学化，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注重的是政策方案在实体上的效果，亦即正确、合理、有效等，这些效果需要多方面的论证材料来支持。这两个特征实则都指向司法审查阶段的请求权问题，而在行政过程这一上游阶段，个人的公法地位则包含更广泛的内涵。

消极地位，指纯粹的个人目的通过个人的自由行为得以满足。[36] 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09页。行政过程所要处理的权益关系并不限于诉讼程序所处理的公法上的请求权问题，一般而言，行政过程所能处理的权益关系的范围要广于诉讼过程。与之相对的，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则呈现更复杂的样态，如下图所示： 图2 典型的政策形成程序示意图应置于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所涉数方权益可能指向坐标系中的各个方向。无论在形式还是功能上，此种状态下的都是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听证程序。

（四）听证程序拘束力的差异 个案裁决型听证程序对于最终的行政决定，具有的是有限的强拘束力，最终形成的决定很大程度上要基于听证中形成的证据、依据和论证意见。对抗与互惠关系看似是完全对立的一组概念，但对抗指的是双方在立场和目标上的差异，互惠则是听证程序在实现参加人各自利益方面的效果。以民法概括条款和基本权利规范共同作为裁判依据更符合实际情况。

相对于国家，其属于私主体，居于弱势。[29]Christopher W. Schmidt，on doctrinal confusion： the case of the state action doctrine，bright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pp.576.2016. [30]Jud mathews，state action doctrine and logic of constitutional containment，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pp.656.2017. [31]同前注[5]，诺曼•维拉书，第190页。他认为，公共职能说在实施权力的基础上发现国家行为而非在政府介入的基础上发现国家行为，这看上去为扩大国家行为的界限提供了最大的潜力，[32] 采用类比推理，最高法院的分析方法可以扩展到教育、孤儿院、图书馆、垃圾收集、侦探社和大量的其他平行活动。[37]这是目前世界各国宪法中对基本权利对私主体可以直接适用最为明确的规定。

在西方国家语境中，这一问题同样是旷日持久争论却无法得到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所谓社会公权力，是指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等资源优势的私主体事实上享有的对其他特定或者不特定多数的私主体的支配力。

基本权利间接效力说和国家行为理论的核心是解决民事司法过程中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问题，并不关注民事立法是否以及如何受基本权利约束。将符合权利及权利所施加的义务的本质作为适用的条件，并授权法院根据需要发展基本权利私人间适用的法律，为法院确定受基本权利约束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类型提供了依据。宪法也是法律，法院解释宪法符合法理。尽管作为案件裁决依据的是民法善良风俗等概括条款，但善良风俗条款作为解决民事案件的依据只具形式意义，解决案件的真正依据实质是基本权利规范。

（二）基本权力直接效力说相对于间接效力说和国家行为理论的优势 无论是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国家行为理论，还是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理论，根本上都是回应对基本权利的威胁已经不再仅仅来自于国家，而且来自于强势的私主体或者社会权力主体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尝试。考察我国现有民事法律，我国《民法总则》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条款一定程度上已经涵盖了上述内容。例如，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和第14修正案明确规定基本权利的效力及于联邦和州政府，德国宪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基本权利是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而为直接有效之权利。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科学理论的发展一般经历常规范式—范式危机—新范式确立的发展过程。

建构三元结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是未来的必然趋势。[27]当政党禁止黑人党员参与选举行为被认定为州政府行为时，宪法上的平等权条款适用于政党便水到渠成。

序言第13自然段后半段和总纲一章第5条第4款均规定了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必须遵守宪法。其四，从司法到立法是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整体性理解。

基本权利间接效力说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名实背离，而且其实际运用也存在着侵害私法自治之虞。国家保护义务间接效力说不能从根本上否认基本权利在私人间的直接效力，只是以法院适用的外观形式将基本权利私人间的直接效力遮蔽起来。比较而言，肯定说更具合理意义，理由如下。只有承认某类私主体保护基本权利的实体义务，法院将基本权利适用于私人之间才能获得正当性。这样操作的结果或许令人满意，但在理论逻辑上存在牵强附会之嫌。[27] Smith v. Allwright,321U.S.650. [28]同前注[5]，诺曼•维拉书，第191页。

【注释】 作者简介：李海平，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大量私主体行为已经不再仅仅关乎个体利益，而是具备明显的公共性内容，其对基本权利的威胁有些情况下甚至超过国家权力。

[12]第二，基本权利保护所展现的并非基本权利的客观属性，它与防卫功能一样，也体现为基本权利的主观属性。[42] 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适用对象是与社会公权力主体对应的、处于弱势的私主体。

德国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试图通过强调基本权利在私人间的辐射效力解决社会公权力侵害基本权利的问题，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则通过延伸国家权力主体的外延范围来作出应对。此类条款在表述上可以不拘一格，但其文义范围应当涵盖具有明显优势地位的民事主体不得侵犯基本权利的内容。

[1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页。1.基本权利间接效力说的名实背离 如前所述，基本权利私人间间接效力理论包括客观价值秩序间接效力说和国家保护义务间接效力说两种形态。[37]孙谦、韩大元主编：《欧洲十国宪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国家行为理论 一、问题之提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争论何以旷日持久 十余年前的齐玉苓案曾经引发了中国法学界关于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问题的一场争论。

鉴于社会公权力仅为一项事实性权力，从公平正义的一般法理出发，社会公权力主体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范围存在一定限度，并非国家承担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全部适用于社会公权力主体。德克萨斯州民主党在没有获得州政府授权或者委托情形下实施的行为，却被认定为州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授权或者委托的一般法理。

在南非司法实践中，被施加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法人和自然人往往是那些具有强大资源优势影响公共利益的私人实体，即社会公权力主体。受传统二元结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的束缚，德国和美国的主流理论都对社会公权力的概念予以回避，从而导致这些理论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并引发各种质疑。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下文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实现途径部分详细论述，于此不赘。四、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宪法依据 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理论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必然具有直接效力，具备宪法上的规范依据是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1982年我国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私人间直接效力的规定更具典范意义，多个条款从不同层面对基本权利的私人间直接效力加以规定。[5] 为何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理论的争论旷日持久却无法得到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个人权利—国家权力二元结构下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理论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之间产生冲突，难以有效回应社会变迁的现实。对此，我国学界历来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歧。客观价值秩序间接效力说认为：基本权利的规定，就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价值秩序，以强化基本权利的适用力。

与其说是间接适用，倒不如说变相直接适用更为真实。比例原则是立法限制基本权利应遵循的准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

从原初意义分析，基本权利是个体防御和抗衡国家公权力侵犯的权利。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除非私主体之间存在实力悬殊的强弱对比，否则将基本权利适用于私主体之间必然会侵害私法自治。其一，社会公权力的存在是基本权利私人间适用的前提。